20年前的5月8日，邵云环离开我们。消息传到北京，正值一个明媚的周末。春天还未完全过去，空气中飘动着玫瑰蔷薇和槐花的香气。母亲节就要到来。全世界正准备迎接以2000纪年的时代来临。

但是邵云环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还与我在办公室相对而坐的同事，生命骤然消失于一桩震惊整个世界的大事件中，成为一项历史的标志，当时令人难以置信。

邵云环照片

世界和历史就这样推向个体面前，不再仅仅是作为新闻人的观察、揭示和记录，不再仅仅作为报纸广播电视的单向传播内容；这对于我及当时新华社的同事，甚至对全体中国人来说，不啻一场震动。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在20世纪的最末期，居然在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直接关联的地缘政治角逐中，以事件性方式凸显，20年之后回看，更是意味深长。

一

邵云环是一位20年前的战地记者，1999年3月15日赴当时的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任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早在1999年1月20日，北约开始针对“科索沃危机”进行军事调动，战争已经逼近南联盟。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开始实施轰炸，持续不断，身处险境的邵云环在1999年4月27日的报道中写道：“据公布的最新材料，自3月24日空袭以来，北约的700架作战飞机共出动7000多架次，共投下了6000多吨炸药，还发射了2000多枚巡航导弹……而小小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只有区区10万平方公里和1000多万人口！”

（《在血与火中所见所闻》，原载于1999年4月27日《参考消息》）

5月，轰炸仍在进行中。“5月2日晚，北约用石墨炸弹袭击了塞尔维亚的高压电网，造成整个供电系统瘫痪，塞尔维亚大部地区突然断电，‘白色城市’（贝尔格莱德）自空袭以来第一次度过了没有灯光的黑夜。”这是邵云环1999年5月6日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道（《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原载于1999年5月7日《参考消息》，此文获得1999年中国新闻奖）。

在同一篇报道中，她还写道：

“最近以来，北约飞机空袭中的‘失误’越来越多了。4月27日，四架北约飞机在只有1.3万人口的苏尔杜里察上空盘旋数分钟后投下大约20枚炸弹， 其中6枚落在了居民家。据前往采访的记者们描述，小镇里数百座民房化作了废墟，20多人死无完尸。血肉浸进泥土，情景惨不忍睹。

“5月1日中午，一颗北约导弹击中了科索沃卢扎内市一座桥梁上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汽车车体被拦腰截断，其中一半栽入河水中，造成了4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

“5月3日，北约飞机用集束炸弹袭击了一辆从贾科维察开往波德戈里察的公共汽车，不仅造成乘客而且造成前来救援的警察的伤亡，目前已发现了17具尸体。

……

“可是，北约在解释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偏离了军事目标’或‘不可避免的失误’。”

贝尔格莱德时间5月7日午夜（北京时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再次“误炸”，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暂时寄居使馆的邵云环不幸遇难。据随后赶往贝尔格莱德的时任新华社外事局副局长黄慧珠向媒体介绍，救援人员找到遇难的邵云环时，她还穿着外出采访时的衣服。被炸当晚的8点多，邵云环从采访地——遭到北约轰炸的尼什刚刚回到大使馆驻地。在她的住处，天花板被炸弹击穿，留下㪚乱的报纸，碎片玻璃，一本《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汉语词典》，还有键盘、鼠标和毁坏的电脑……那是她从家里带来，个人出资购买的电脑。

生于1951年的邵云环在这一天走完她的人生。从197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随后进入新华社工作，到1999年5月8日，她生命中的24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度过的。

二

邵云环带着自己的电脑作为驻外写稿的工具，颇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当时PC作为个人消费品并不十分普及，尚属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通讯社技术部门会为派驻人员配置必要的工作设备。

从当年同事对邵云环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出她最多、最集中的担心，就是怕稿子发不出去。而对于当时所有人都看到危险，对于战地的凶险，对于同事朋友所表现的担忧，邵云环似乎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

邵云环在4月9日写下的一段文字表明了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的焦虑，在此完整引述如下：

“来到贝尔格莱德，我只去过分社四次。还未等同赵金河同志交接完毕，北约空袭就开始了。

“到目前为止，在和分社保持电话联系的情况下，我一直住在使馆当外交官的丈夫处‘单兵作战’，因为分社在老城，使馆在新城，相距较远。本来以为小住几天就可以搬到分社去，没想到形势突变，不仅老赵留了下来，各路特派记者也奉命先后抵达。一时间分社‘人满为患’。所以我在使馆这一住恐怕就不是几天的事儿了。

“其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便是可以克服的。对一名记者来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采写的稿件因种种原因发不回总社。

“空袭的当天，我曾为含着热泪写出的第一篇通讯《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几个小时发不出去而在电话里向老杨老赵大发脾气；第二天，我再次为好不容易赶出来的采访南副总理的稿件难以从使馆发到分社而急得发疯。还有一篇题为《最抢手的徽章和最流行的歌曲》的稿子，因南当天线路不畅，从晚上8点半到10点多钟，我一直坐在文传机旁，最后还是偶然间拨通了罗马尼亚分社的电话，请他们帮忙才传到了总社。

“现在我的工作条件总算有了着落：用丈夫从北京带来的自家电脑写稿，然后到使馆研究室打印出来，再用《人民日报》记者的文传机发到分社，最后由分社老赵将稿件传到巴黎再发回总社。看来只要线路不出问题，我就可以顺利地把稿件发走。

“有时我想，要是我没有把自己的电脑带来，要是没有先安装了一条电话线，要是没有《人民日报》记者的大度，如今我该怎样向总社交待？

“眼下令我稍感安心的是工作条件基本上有了保证。但是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力度还在加大，要是这里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到断电以致线路不通，那时我又该怎么办？”

从3月24日到5月7日，她用这台电脑写出14篇战地通讯。这台最终毁于北约炸弹的电脑为新闻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三

不能说邵云环是无惧死亡、心中没有恐惧的人。
不能说邵云环是无惧死亡、心中没有恐惧的人。

邵云环牺牲后，很多同事写下纪念她的文字，追忆了与她共度的时光以及与她临行前交谈的片言只语。因为时隔不远，这些记忆生动，鲜活，从不同角度还原了邵云环的方方面面。细读这些回忆，能够发现，她在普通的人性之间，还有一种特别的态度。

从下列同事的回忆文字中都可以看出她的这种特别态度。

席建蜀（《参考消息》总编室原副主任）：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是波黑动乱，继而爆发战争，随后又独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了一个持续的热点，在这期间《参考消息》三版、四版［当时《参考消息》的版面仅有8个16开卬张——注］刊发了许多邵云环写的文章（包括译文），其中有一些便是我组稿编发的。一时间，一直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邵云环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记得曾有一次与她开玩笑说，波黑人民为中国培养一个专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听罢便沉默不语，我能感觉到她不大喜欢这种幽默。1990年邵云环去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在那里她深入火线采访，发回的许多文章现场感都很强。1993年她回国时，我曾问过她，在波黑战场采访是否感到恐惧？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她说那里很乱，塞族克族穆族打得一塌糊涂，要是出了事，到底是谁干的可能都说不清楚。我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要去？好像别人都不大同意你去呢。她便苦笑了一下，说那也是没办法，要干好记者这一行，总得要冒点儿风险。

……

“邵云环今年3月去贝尔格莱德之前曾到各个办公室向同事们辞行，当时我因事临时离开未见到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了。但在这之前不久，我曾在她的办公室和她有过一次非正式的告别，我们谈到了科索沃局势和她个人可能面临的命运，那时她是相当乐观的。”

陆伟红（原参编部英文编辑室译审）：

“邵云环在出国前不久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南斯拉夫的手续。当时北约已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战争威胁，南联盟上空阴云密布。我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去南斯拉夫太危险了，她淡淡地一笑，说：‘没事儿，波黑战争期间我也在分社工作，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其实她心里非常明白此行的危险。”

这种特别的态度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态度。彼时邵云环已经48岁，已然在1990年至1993年期间经历过血腥残酷的波黑战争，不能说对生死安危没有切身感受和成熟思考。

从她发回的新闻报道中，她笔下的死亡不局限于统计数字，还有真实血肉；她笔下的恐怖，也不止于凌空炮火，还有精神磨难。她用“悲哀”“恐怖感”“令人心悸”“揪心”描述贝尔格莱德遭受的空袭，以记者的敏感和战地的经验，经历、记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联盟领土上实施的暴行，直到生命在贝尔格莱德5月7日的午夜戛然而止。

“有时我想，不管损失有多大，假如毁掉的只是建筑和设施，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建设，可是要是人被炸死了呢？”（《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

“前不久，我抽时间用摄像机把贝市一些可能遭轰炸的设施拍下来，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可能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

“ 20日晚上刚躺下没多久就被两声巨大的爆炸声震醒。我从床上跳起，打开窗子观察时又响了第三声，紧接着一阵轻微的热浪扑过来。我的第一感觉是离我们所在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最近的联盟大厦被炸了。刹那间一种无名的悲哀从心底升起，前些日子曾鬼使神差般地拍摄了一些可能被炸毁的建筑，担心有一天它们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难道这果真应验了吗？”（《在血与火中所见所闻》）

“这一天正是月圆之时。站在楼顶举目望去，一轮明月正从不远处被炸成空架的商业中心后面冉冉升起。这一晚贝尔格莱德市区没有听到爆炸声。望着沐浴在淡淡月光之下漆黑的城市轮廓，我心中不由陡增一种恐怖感……”（《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可以说自空袭起来，每次爆炸声响起我的心都会被揪紧一次，塞尔维亚电视台被炸以后，10多名死去的新闻界同行陆续被从废墟中挖出，这在我心里成了一道抹不去的沉重阴影。”（《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四

仅就对社会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言，21世纪迄今最大的文明飞跃便是人类互联互通的方式。

发达的移动通讯、即时传播的信息无疑大大便利了新闻记者的工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切碎了表达的完整性，削弱了新闻记者专业性存在的特质。

我有时想，在这个时代，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或许已经走向夕阳，像邵云环这样的记者还会再现吗？

在接到这篇文章的稿约时，我意识到，知道邵云环的人越来越少了，与她有过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少。

即便如我，与邵云环也不是一代人。邵云环入职新华社是在1975年，她成长时经历的世界与我大不相同。现在回看，1996年她加入《参考消息》的编辑队伍时，已经是一位在国际新闻领域浸润20余年的资深人士，而我只是一个经验单一的案头编辑。对她职业精神的全面理解直到多年后我自己有了驻外记者经验之后才真正开始。她当年诚恳提议让我做她的副手，我现在认识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她对年轻人的提携之心。

我在1999年与2011年先后写过两篇纪念她的长文，前一篇题为《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中国记者》杂志1999年特辑），后一篇题为《静默的里程碑》（《新闻业务》2011年特辑）。我之所承担这两篇文章的写作，主要原因是在她1999年驻外以后我接手了她在《参考消息》“时事纵横”版的主编工作。

邵云环牺牲后，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参考消息报社编著的纪念她的文集《七彩云环》。收录在内的我所撰文章是《月夜中的邵云环》，20年后读来，我觉得当时自己被一种寻求意义的意图所左右，没有保留下来真实、有价值的记录，以至于我与邵云环近三年之间的互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但是更多同事的纪念文章因忠实于叙事和真实情感，从而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从与她同龄或交往较多的同事的回忆文字中，可以了解邵云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成长轨迹，以及作为普通人的美好品质。不须转述，我还是引用第一手资料以便于读者了解邵云环。

徐文群 （原《参考消息》二编室主任，新华社前驻土耳其安卡拉记者）：

“我们是同龄人，都是70年代中期先后进入新华社参编部的。邵云环思想进步，在新来的同志中比较突出，刚入参编部不久就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她自己积极靠拢党组织情景，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由于她政治上进步很快，于198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1990年至1993年，邵云环在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她目睹了东欧剧变给那里的人民带来灾难。在那段时间里，她写了许多有分析有见地的通稿、通讯、特写和调研文章，向中国人揭示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

“当时我正驻土耳其安卡拉分社，1991年11月份我去西德买汽车，返回时路过贝尔格莱德。……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邵触景生情地对我说：‘我们的国家可不能再乱了，我们乱不起，否则东欧国家的状况，就可能在我们国家重演。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安定繁荣发展。’”

何德功（原参考消息三版主编，先后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华盛顿分社工作）：

“与邵云环认识是在我1993年主持‘时事纵横’版工作之后。那时正值东欧剧变，……怎样让读者对波黑冲突的实质、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正在这时，邵云环从南斯拉夫回来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天，我用电话与她取得联系，把她请到了三版。邵云环十分热情，几乎是有问必答。……她的讲解有真情，有实感，有深度，因为南斯拉夫的青山绿水之间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对南斯拉夫兄弟民族同室操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遗憾和惋惜。她的所有结论都是基于对烂熟于心的材料的长期思考。……自此以后，她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一有大事总是向她请教，让她写文章，她成了三版拳头栏目产品‘来龙去脉’的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为这个栏目撰写和翻译了几十篇稿件。这些文章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读者来信由衷地感谢邵云环，为他们解开各种各样的谜团，我也由衷地感谢邵云环，帮我渡过了难关。”

戚淑娟（原参编部东欧编译室罗马尼亚问题研究专家）：

“半碗米酒下肚，你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你的工作，你说你想不到曾做过其他刊物编辑的你，在初做《参考消息》编辑时竟找不到足够自信的感觉。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基础都那么好，作为中年人的你，确确实实地感到不学习就要落伍。

“在大西南酒家安静的隔间里，灯光下的你显得有些疲惫，但我从你的脸上读到的更多的是刚毅。你说，小语种受到很多局限，要想在本专业之外开辟一片天地的确十分艰难，你说你的优势是在前方，在记者的岗位上，你喜欢身在前方的那种特别充实的感觉，但同时你说，中文编辑虽然不是你的长项，你也要尽快成为高手。

“后来我们谈到了将来，你强调我们不能因为离开编译室而丢了本来的专业，要坚持阅读外文报刊，密切跟踪东欧地区形势。”

隋丽君（原参编部英文翻译室译审，邵云环的邻居）：

“这是热爱生活，并会享受生活的一家人。周末全家会去公园休息，她坐在草地上静静地看着丈夫和儿子玩球，然后准备好午餐。夏天玉渊潭河边常常会遇见他们一家，父子在水中嬉戏，捞泥螺；做母亲的在岸上将螺丝一个个地装进塑料袋，其乐融融。”

席建蜀：

“有一天早上临上班之际，偶然在走廊里遇上邵云环迎面而来，手里还拎着大包小袋。仔细一看，包中袋中尽是各种时令蔬菜，不觉大感意外，忍不住发表了一点儿个人意见。我说老邵，你居然也……干一点买菜做饭的事儿吗？她听了便站住，又认认真真地问我，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老邵，我一直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同志，是不干家务活的。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不适合干家务。你只适合干事业、干大事情。她笑了笑，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说你是女强人……那一类人。她说得了吧，真不知道你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在讽刺我。我赶紧声明说绝对不是讽刺。她说我可没那么大的野心，实话告诉你吧，我在家里可是洗衣做饭，什么都干呢。说罢便匆匆走了。”

五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峙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华约消，北约长。20世纪印证了它是美国的世纪，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真正主导者。

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最重要局部战争，从1999年3月24日到6月10日共78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大规模空袭的方式，惩罚主权国家南联盟未接受允许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并同意科索沃独立的朗布依埃“和平协议”。北约展现的前所未有的高技术军事手段与策略上的强权行径构成一对奇异的组合。

邵云环在发出的现场报道中，一再对这种矛盾进行揭露：“……前几天炸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不得不让人惊叹现代化武器真是‘指哪儿打哪儿’。据说有的炸弹炸下来建筑物被毁却不起火，只冒些许烟，真有些‘杀人不见血’的味道。”（《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

“最近以来，北约飞机空袭中的‘失误’越来越多了……北约在解释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偏离了军事目标’或‘不可避免的失误’。”“一般来说，在贝尔格莱德市区，北约往往在‘精确地’炸毁一个目标后，便会完成任务般打道回府了。可自4月29日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天北约不仅轰炸了市中心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大楼等建筑，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对这些目标进行了二次轰炸。一些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就在这二次轰炸中受伤或遇难。”“随着北约轰炸‘失误’次数的增加，每天在布兰科大桥上以人体盾牌参加护桥的人们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邵云环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揭露北约所谓“失误”轰炸的谎言，5月8日，她的生命消失在北约的再次“失误”轰炸中，而这一次，谎言早就遮盖不住真相。

邵云环牺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动。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遣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并提出最强烈抗议。

新华社就邵云环遇难向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严正指出北约的暴行是对全世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权利的严重蹂躏。

中国多个大城市的学生和群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1999年发生的南联盟冲突，把中国记者的名字首次嵌入世界战地记者死亡名单。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公众普遍认为，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之所以产生惊世影响，是因为中国记者的牺牲……邵云环的牺牲，使中国新闻业的国际报道领域跨入一个新的空间。中国记者对国际热点新闻的贴近式报道和大众化传播，从邵云环这个原点爆炸、扩散。

“在信息传播历经21世纪头十年的数字技术革命之后，在世界格局历经十年的“中国影响”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发生于1999年5月9日的事件，重新审视中国记者邵云环，也许会发现，这是一座寓意深刻的里程碑。

“两年之后，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遭到袭击，全球性战争系统重新启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更多战场的同时，更多的现场报道也向全世界、向中国公众传递，因为有更多的中国目击者在现场注视、更多的中国声音从现场发出。

……

“出现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中国国家通讯社记者，从那里发出声音、发出文字、发出影像，他们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显示了中国的存在。而公众也终将认识到，这种存在感，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是多么重要。公众也将认识到，对于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邵云环的存在与离去有多么重要。”（《静默的里程碑》）

现在，距离这段文字又过了8年时间，1999年牺牲的邵云环，为世界和中国究竟留下哪些遗产？

六

在邵云环离去的20年间，在她工作的新华社，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中，成长出一批又一批新人。而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经历持续4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塑造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国际观和中国观。

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崭新的媒体环境下，后来人如何看待邵云环以及20年前发生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历史悲剧？我试图通过交谈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下是我为此探寻得到的回复：

张修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华社记者，现为新华社驻萨拉热窝分社首席记者）：

“在邵云环遇难之前，我不知道她，尽管曾经同在一个大院工作。她遇难后，我去找她写的新闻作品看，一下就被吸引住了，至今都能记得当时的感受。她的报道充满对细节的关注与捕捉，文字准确、典雅，特别是临遇难前的几篇，几次提到死亡，有种忧伤的调子，很宿命。我觉得她是一个有很高专业素养的记者。

“前南联盟解体伴随的战争，是记者的炼狱。如果没记错的话，有近百名记者葬身在这里。萨拉热窝国际机场到是中心的这条路，战后不久曾以路透一名记者命名，为的是纪念他在波黑战争期间出色的报道活动。尽管他并非死在此地，而是后来在非洲遇难。遗憾的是，现在他似乎已经被遗忘得差不多了，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这条路上也找不到任何有他名字的标识。

“新闻是易碎的，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命、声誉似乎也很易碎。我在寻找路透这位记者遗迹的时候，想到过邵云环。他们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奔波、受难，作为同行，今天能有机会谈论邵云环，我感觉对冥冥中的同行是个慰藉。”

陈杉（生于1989年，新华社战地记者，2013年至2014年间任新华社喀布尔分社首席记者）：

“邵云环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1999年。那一年我10岁。

“印象最深的是席卷全国的愤怒。美国炸我使馆，身边的所有人都群情激愤。我知道有3位记者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我在电视里见到了邵云环的相片，我看到她家人悲痛欲绝的伤心。那时，作为同出一脉的小同胞，我为她的牺牲和家人感到难过。

“再次看到邵云环，却已经是入社培训。“记者”前面的“新华社”三个字骤然清晰起来。听闻一些同事讲对她的回忆，一位兢兢业业、厚道勤奋的前辈形象在我脑海里成型。为了撑起新华社记者这个称谓，有许多前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邵云环老师就是其中一员。那年，作为同操一业的小同事，我对她生出更多敬佩之心。

“如今，我也是在战地工作过的人，更加理解将“战地”置于“新华社记者”中的含义。我读了邵老师的文字，体会到在战地恪尽职守背后更大的意义——用真相将战争的无情传递出去，让更多没有概念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和平才是唯一出路。

“那一年，邵老师用自己敲醒了很多人，告知他们世界的残酷，我就是其中之一。如今，我加入了她曾奋斗过的队伍，和许多同事一起，要把她没能记完的历史继续记录下去。”

琚振华（生于1981年，新华社军分社记者）：

“1999年5月的一天下午，自习课，老师出乎意料地打开电视让我们看新闻。电视画面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遍体鳞伤，当时对邵云环等3名记者的牺牲并未有过多的探究，只记得整个班级寂静了好长时间，只有电视主持人带着愤怒的声音遍布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一年后，我走进了军校大门，学习舰艇导航，不能说跟炸馆事件有所关联，也不能说全无关系。穿上军装之后我才知道，炸馆事件对于中国军队的震动，不亚于海湾战争。海湾战争让中国军队看到，现代战争原来可以这么打；炸馆事件让中国军队看清，战争原来离我们这么近。

“在海军工作15年后，我又阴错阳差地来到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成为一名军事记者，但不是战地记者。战地记者是一种荣耀，是属于邵云环，以及活跃在阿富汗、叙利亚等战场上的同事们的。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我有幸赶上了好时代，见证了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相信炸馆事件绝不会再发生了。这种底气，源于牺牲，成于牺牲带给全体国人的警醒与激励。

“20年后的今天，我为跻身于邵云环从事的事业而自豪。”

最后，借用国际政治学者善于制作的时代标签——如果20世纪是属于美国，而21世纪属于中国，那么在21世纪走过近五分之一之后，世界发现，“美国世纪”渐渐褪色，“中国世纪”越发真切。

20年前，在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犯中国主权的示威中国人群中，出现过这样的宣言——“我们决不把屈辱带进21世纪！”

20年后，诚哉斯言！